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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学史的问题

发布时间:2019-08-28 19:03 来源:未知 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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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与西欧不尽相同。在中国文学史上,虽有各种文学流派各树旗帜,递嬗相继,但像欧洲近代那样连续形成几次大规模文学思潮的现象比较少见。中国古代以明清时期形成的文学思潮较有代表性。有的研究者把明清文学思潮分为三个阶段,即以李贽、袁宏道、汤显祖、吴承恩为代表的浪漫主义,以《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和《长生殿》的作者洪升为代表的感伤主义,以《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为代表的批判现实主义,可备此一说。晚清谴责小说批判现实主义的特点更为突出,只是所影响的社会面不很大,似可视为明清文学思潮的尾声。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五四”新文学运动也是一次与时代发展方向相一致的大规模的文学思潮。这次文学思潮是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时期,在马克思主义影响之下形成的,属于世界社会主义文学思潮的一部分。它具有鲜明的文学纲领和丰富的文学实绩,后来并发展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运动。

  朦胧诗是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是伴随着文学全面复苏而出现的一个新的诗歌艺术潮流。它以“叛逆”的精神,打破了当时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一统诗坛的局面,为诗歌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同时也给新时期文学带来了一次意义深远的变革。食指、北岛、顾城、舒婷、梁小斌、江河、杨炼是朦胧诗的代表诗人。他们在诗作中以现实意识思考人的本质,肯定人的自我价值和尊严,注重创作主体内心情感的抒发,在艺术上大量运用隐喻、暗示、通感等手法,丰富了诗的内涵,增强了诗歌的想象空间。[1],“朦胧诗”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组织形式,也未曾发表宣言,然而却以各自独立又呈现出共性的艺术主张和创作实绩,构成一个“崛起的诗群”。关于朦胧诗曾在当时文坛引起论争。“朦胧诗”精神内涵的三个层面是:一是揭露和批判黑暗的社会,二是在黑暗中寻找光明、反思与探求意识以及浓厚的英雄主义色彩,三是在人道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对“人”的特别关注。“朦胧诗”改写了以往诗歌单纯描摹“现实”与图解政策的传统模式,把诗歌作为探求人生的重要方式,在哲学意义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从某种意义上讲,“朦胧诗”的崛起,也是中国文学生命之树的崛起。

  是中国历史空前的政治运动,从1966年到1976年,历时10年,对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产生深远的破坏性的影响,知识分子成为首当其冲的受害者。

  文革文学出现了高、大、全的基本特征。“”把“样板戏”作为其推行专制统治和思想统治的工具,文学创作在总体上出现了荒芜、枯竭、畸形的局面。

  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国文坛上兴起了一股文化寻根的热潮,尝试以现代意识去关照民族文化传统以及民族心理深层的文化积淀,从文学与文化的关系中去寻求民族文化的根,他们的创作被称为寻根文学。

  1985年韩少功率先在一篇纲领性的论文《文学的根》中声明: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的文化土壤中。在这样的理论之下作家开始进行创作,理论界便将他们称之为寻根派。

  寻根小说具有现代意识。以现代意识关注历史,反思传统文化,重铸民族灵魂,探寻中国文化重建的可能性。创作手法上传统和现代相融合。

  “先锋派”的艺术特征表现为反对传统文化,刻意违反约定俗成的创作原则,及欣赏习惯。片面追求艺术形式和风格上的新奇;坚持艺术超乎一切之上,不承担任何义务;注重发掘内心世界,细腻描绘梦境和神秘抽象的瞬间世界,其技巧上广泛采用暗示,隐喻,象征,联想,意象,通感和知觉化,以挖掘人物内心奥秘,意识的流动,让不相干的事件组成齐头并进的多层次结构的特点,难于让众人理解

  十七年农村小说表现了当时的社会的历史风云,反映了社会与时代,塑造了一大批成功的任务形象,也促进了当时社会生产的发展。

  个人觉得是追求高大全,人物形象描写比较单薄,比如《创业史》中的梁生宝,《红旗谱》中的朱老忠。

  与反侵略、反奴役保家卫国等正义战争相对的是侵略、奴役、征服等非正义战争。战争态度也从主战变成反战。主战文学强调的是战争的正义性、必然性和爱国性,反战文学强调的则是战的非正义性、残酷性和毁灭性。在古希腊语中,“战”(errhein)的定义是“外出”、“走向灭亡”、“消失”。在中国古籍中,“战争”一词始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无论中西,战争都与灭亡、忧患等概念相关联。中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出现了正义与非正义的战争观,战争态度也有了主战与反战之别。所谓“春秋无义战”就是后人对当时国以“尊王攘夷”为借口,实则“挟天子以令诸侯”,为争夺霸业相互厮杀这种战争的定性。虽然从整个历史发展看,各国争战推动了各国内部的阶级关系发生变化,加速了封建制度取代奴隶制度的历史变革,但从局部看却给各国人民带来了深重苦难。孟子的“争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上》)就是对当时战争的非正义性、残酷性与毁灭性的真实描写,因此他提出了“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孟子公孙丑下》)等进步的战争观。中国文学自古以来就有反战传统。《诗经·何草不黄》、《乐府·战城南》、唐李颀的《古从军行》、杜甫的《兵车行》、元好问的“丧乱诗”等都描写了战争的残酷与毁灭性质。元代的萨都剌在《过居庸关》一诗中表达了“男耕女织天下平,千古万古无战争”的反战愿望。清代初年的吴嘉纪在《过史公墓》,傅在《州有感》中愤怒谴责了清征服者肆意屠杀夺的非正义战争。

  欧洲最早的反战文学可以追溯到古希腊阿里斯托芬的反战喜剧《阿卡奈人》作品表达了阿里斯托芬反对内战,主张和平的立场。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亨利六世》描写了英法百年战争和英国国内的“玫瑰战争”,表达了作者反对封建混战的态度。在莎士亚看来,无论那种战争,都是反人民、反民族的:“狮子们争夺窝穴,却叫无辜的驯羊在它们的爪牙下遭殃”(II, v)。十七世纪德国诗人格吕菲乌斯的《祖国之泪》(一六三六)揭露了战争的罪恶和恐怖,表达了作者对德国残酷的“三十年战争”(又称“宗教战争”,一六一八-一四八)的否定态度。斯蒂芬·克莱恩是美国战文学中第一位重要的战争小说家,他的《红色荣誉勋章》开创了美国反战小说的先河。他的反战诗歌《战争是仁慈的》也是美国最早的反战诗歌之一。与克莱恩同时代的战争小说家安布罗斯·比尔斯的《士兵与平民的故事》也用极其血腥恐怖的笔调和辛辣讽刺的语气表达了的反战态度。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美各国涌现了大量的反战文学作品。著名反战诗人有上面提到的西格弗里德·萨森、乔伊斯·基尔默、乔治·海因斯,以及鲁波特·鲁克、威尔弗莱德·欧文等人。著名的反战小说家和反战小说则有捷克作家哈谢克的《好兵帅克》、法国作家巴比塞的《火线》、德国作家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美国作家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等等。这些作品虽然产生于不同国家和不同作者之手,但都描写了发生在欧洲的这场人类历史上的空前浩劫,表达了西方知识分子对西方传统战争观和价值观的巨大幻灭和对战争的彻底否定。自奴隶社会以来,正义与非正义始终是各国人民判断战争性质的最基本的战争观和价值观,主战与反战也始终是各国人民最基本的战争态度。

  8、张承志,作家,早年的文风如铁,慷慨硬朗,充满了大漠荒原气息,90年代以后,其人宗教情感增重,文字开始变的诡秘起来,甚至有些偏激。文学之于张承志,不是目的,不是终极,而是工具,是手段,是表达人生理想和精神追求的物态载体。曾获第一届全国短篇小说奖,第二、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已出版著作30余种。

  张承志在清华附中高中毕业后,于1968-1972年在内蒙古乌珠穆沁插队当牧民。1972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1975年毕业后分配到中国历史博物馆搞考古工作。1978年以突出成绩考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翁独健先生研究生,1981年毕业获民族历史语言系硕士学位。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工作任助理研究员。1987年调海军政治部文化部当专业作家,现辞职为自由作家并作油画。1983-198 4年曾以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特定地区研究计划合作人及东洋文库外国人研究员的身份在日本搞中北亚历史研究,其后几度应邀赴日本搞学术研究和讲学,并出访美国、加拿大、德国、蒙古等国家。长期从事中亚、新疆、甘宁青伊斯兰黄土高原的历史宗教考古调查。信仰伊斯兰教。使用数种外语。1985年当选中国作协第四届理事。《小说选刊》编委。1987年被英国剑桥大学国际传记中心收入《世界名人录/世界作家名人录》中。 处女作为蒙文诗《做人民之子》发表于内蒙古蒙文杂志《花的原野/1978,6》上,第一篇小说《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获得了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中篇小说《阿勒克足球》获得《十月》第一次文学奖和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 张承志

  《三份没有印在书上的前言》(《花城/94,3》)中称,张承志有三本仅以外文出版的作品,即为《内蒙古大草原游牧志》(七、八年前出版,在日本印行六次,作者认为就作品对游牧生活细节的描绘来说,海外尚没有能与它相比者,但他为它被当作旅行手册而感到可悲,他盼望的读者是企图为青春寻找意义的年轻人,而不是游客或少数所谓专家学者。)、《中国之中的伊斯兰教》、《的时代》(以日文创作,日本发行,四万册),后者被作者认为是第一本关于早期运动的正面总结。,他说:对此我有认真的把握。因为在所谓老的成员中,我尚未发现有谁比我对造反事实的意义更肯定;也没有谁比我对的特权阶级思想更敌对,这是第一点。其次是因为十几年来我一直留心了西方六十年代的和左翼运动,我注意到了它们不可否定的意义,也注意到了它们优于和劣于我们的方面。。

  9、张贤亮,1936年12月生于南京,在家庭影响下,从小深受中国古典文学的熏陶。童年是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度过的,他的父亲毕业于哈佛商学院,“九·一八事变”后回国,先后结交过张学良、戴笠等人,1949年,张贤亮的父亲作为旧官僚被关押,于是,被认为出生于反动家 庭的张贤亮,注定要历经一番磨难。1954年不到18岁的张贤亮就这样告别了自己的学生时代。 后来张贤亮的父亲在监狱中死去,18岁的张贤亮就担起了家庭的重担,19岁的张贤亮带着母亲和妹妹,离开北京,到宁夏这块至今也不富裕的土地上,他们在贺兰山下安了家。 张贤亮和巩俐

  张贤亮在20世纪50年代初读中学时,开始广泛接触俄罗斯文学和法国文学作品。 1955年中学毕业后,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张贤亮就被调往宁夏银川干部文化学校担任文化教员。 他开始尝试文学创作,曾经写作并公开发表了60余首诗歌。象《夜歌》《黎明时的歌》等都是在这个时间发表的,1957年的张贤亮在西北,甚至在全国的诗坛都颇有知名度。 1957年7月,张贤亮新创作了一首搏动着青春豪情的《大风歌》,在当时很有影响的文学月刊《延河》登载,引起了轰动。但是,就是因为这首《大风歌》,张贤亮遭到了猛烈的批判。 1957年9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署名《斥大风歌》的文章,一位著名诗人义正辞严的抨击了《大风歌》中被认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思想,于是,《大风歌》成了言论的代表作品,作者张贤亮被戴上了分子的帽子,被关进银川市附近 的劳改农场,过起了与世隔绝的囚犯生活。 1960年的一天,张贤亮逃离了被关押了三年的劳改农场。但是,很快就被抓了回去过着遥遥无期的改造生活。 张贤亮生涯的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劳改和劳教中度过的,在这期间 ,以“书写反动笔记和知情不报”的罪名被判三年管制;在“社教运动”中再次以“翻案”的罪名被判三年劳教;“”中,升级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被群众专政;1970年,又被投进农垦兵团监狱……运动一来就抓去劳改,劳改几年又被转移到另一个农场就业劳教,境遇非常惨烈。这种抓了放,放了抓的状态一 张贤亮

  直持续到文革后期直到1979年9月张贤亮被彻底平反。 告别了长达22年之久的生活,这时的张贤亮已从一个血气方刚的少年成了一位四十三岁的中年人。1980年张贤亮调至宁夏《朔方》文学杂志社,担任编辑,同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81年开始专业文学创作。 1980年,1983年,张贤亮的小说《灵与肉》、《肖尔布拉克》获得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之后,《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更是让张贤亮名声大振。 他担任了宁夏作家协会主席、文联主席,完成了400多万字的作品。而后张贤亮又迷恋上书法,成了书法家,他执着于书法艺术,并且字写得酣畅淋漓、起落有致,颇有文学大家的气魄。 张贤亮嗜烟如命。在他的身上,活泼、开朗是主流,但一半是苦难。所不同的是,张贤亮把苦难咀嚼成大段大段的抒情文字。重新执笔后的张贤亮成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的重要作家之一。 1992年,张贤亮又一次做出了出人意料的举动,他下海弃文从商。宁夏有自己得天独厚的资源。宁夏有自己与众不同的历史。面对宁夏的荒凉、沉寂,面对巍峨无语的贺兰山, 镇北堡是明清时代的边防城堡,张贤亮从这片荒凉中看到了商机,1993年张贤亮当起了华夏西部 影视城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建立了镇北堡西部影城,在影视圈内颇有影响。 1993年初,作为文化人“下海”的主要代表人物,创办华夏西部影视。如今华夏西部影视城公司下属的镇北堡西部影城已成为宁重要的人文景观和旅游景点,被誉为“中国一绝”。华夏西部影视城的成功,证明了在市场经济社会发挥人的智慧与管理的重要,为较为滞后的西北地区发展经济提供了一条思路。 张贤亮曾任宁夏回族自治区文联副主席、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宁夏分会主席等职,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中国文联委员,历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七、八、九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张贤亮他在风风雨雨的商战中不仅仅担任以上的职务,他这个国家一级作家在创作之余,还担任几家公司的董事长,在商海大潮中畅游。

  邓友梅(1931年生人)山东平原人。中共党员。1945年参加革命工作。历任八路军鲁中军区通讯员,新四军、华东野战军文工团团员,北京市文联专业作家,中央文学研究所第二期学员,北京第三建筑公司支部书记,北京市文联书记处书记、党组成员,中国作协第四届书记处书记、第五届全委会副主席及第六、七届名誉副主席。全国第八、九届政协委员。1946年开始发表作品。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文学创作一级。著有《邓友梅自选集》(5卷),《京城内外》、《烟壶》、《散文杂拌》等。《我们的军长》获全国第一届优秀短篇小说奖,《话说陶然亭》获全国第二届优秀短篇小说奖,《追赶队伍的女兵》获全国第一届优秀中篇小说奖,《那五》获全国第二届优秀中篇小说奖,《烟壶》获全国第三届优秀中篇小说奖等。 邓友梅,1931年生于天津市。13-14岁曾在日本作征用工。1945年春回国后投奔新四军参加抗日。历任通讯员、文工团员、见习记者等职。靠自学走上文学道路,1955年在中央文学讲习所学习结业后,从事专业创作。五十年代是大陆最活跃的青年作家之一。1957年被错划为分子。1962年摘帽后调到鞍山,先后在鞍山话剧团、鞍山市文联任创作员。中受严重迫害,送盘锦等地改造,拔乱反正后得到改正,调北京市文联任专业作家,党组成员。1984年当选中国作协理事,书记处书记,被任命为外联部主任。1996年第6次全国作家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国作协副主席。邓友梅是全国政协第八、九届委员,中华文学基金会副主席,中国对外友好协会理事,国际笔会、中国笔会中心会员。邓友梅著有《邓友梅短篇小说选》、《京城内外》等短篇 邓友梅

  集和《邓友梅集》、《早逝的爱》、《烟壶》、《据点》及散文集《樱花、孔雀、葡萄》、《一分钟小说一百篇》等。其中《我们的军长》、《话说陶然亭》、《追赶队伍的女兵》、《那五》、《烟壶》连续5年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邓友梅的作品译有英、法、德、意、日、阿拉伯、老挝等多种文字。

  朦胧诗的特点,可概括为:意象化、象征化、立体化。 1。注重诗的观念省略和诗的主题暗示,使朦胧诗作品的主题具隐约性和多义性。朦胧诗人采用这种若隐若现的表现形式,再加上象征、意象、通感、暗示、隐喻、变形等多种艺术手段的运用,从而使作品的主题体现了“不即不离,捉摸不行”的隐约性、“诗无达诂”的多义性。 2。注重以象征手法为中心的艺术创作方法,一反传统的以比喻手法为中心的诗歌创作方法。诗人在凝神观照中,拆除开所观照的对象,把自己的生命输送到没有生命的生物之中,赋以静止的生命与灵魂,由物我两忘进到物我同一的境界。这种“移情说”应用到文艺创作便产生了象征手法。象征附丽并寄托着朦胧诗人自己漂泊不定的想象,具有着无可替代的暗指性,常用于表达多层主题,表达复杂感情,表达抽象的意识和情绪。 3。注重意象化手法和意象层面的立体组合,常常采用艺术通感(移觉)手法和艺术变形手法。 4。注重跳跃性情绪节奏和自由化的内在结构与韵律,以表达情绪为目的,以喧泄心灵为宗旨,因而不看重外在结构。不拘于只借助外部的声音循环作为诗的韵律美,而是重视诗行中的内在声音美以及其他各种内在的韵律美。尤其重视把外部的韵律和内部的韵律结合起来,从而使诗歌的韵律美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原名龚佩瑜,祖籍福建泉州。当代女诗人,朦胧诗派的代表作家之一。《致橡树》是朦胧诗潮的代表作之一,与北岛、顾城齐名,但事实上,她的诗歌更接近上一代载有意味较浓的传统诗人,反抗性淡漠了许多。1964年就读于厦门一中,1969年至闽西山区插队,1972年返回厦门,当工人、统计员、染纱工、焊锡工等等。1979年开始发表诗歌作品。1980年到福建省文联工作,从事专业写作。著有诗集《双桅船》、《会唱歌的鸢尾花》、《始祖鸟》,散文集《心 烟》、《秋天的情绪》、《硬骨凌霄》、《露珠里的“诗想”》、《舒婷文集》(3卷)、《真水无香》等。

  舒婷诗歌特有女性的细腻和敏感,如她对爱的细腻感受,以及对人生的苦难的体悟,充盈着浪漫主义和理想色彩,对祖国、对人生、对爱情、对土地的爱,既温馨平和又潜动着激情。她的诗擅长运用比喻、象征、联想等艺术手法表达内心感受,在朦胧的氛围中流露出理性的思考,朦胧而不晦涩,是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风格相结合的产物。 舒婷的诗,有明丽隽美的意象,缜密流畅的思维逻辑,从这方面说,她的诗并不“朦胧”。只是多数诗的手法采用隐喻、局部或整体象征,很少用直抒告白的方式,表达的意象有一定的多义性。

  北岛是中国新时期诗歌无论如何也绕不过的岛屿。这大概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了吧。问题是,由于名人效应及其各种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原因,人们对北岛诗歌的理解还仅仅停留在朦胧诗层面,乃至还有不少人只知其人而不知其诗,更有甚者,是对北岛诗歌的曲解、误读、隔膜。 宏观上,有人不满北岛尼采式的「一切价值重估」;有人指责北岛普罗米修式、丹柯式的英雄姿态;有人气闷北岛波德莱尔式的「交感」对应体系,等等。 微观上,有人惊讶于北岛网式错综的「〈生活〉观」;有人痛斥〈慧星〉对新时期「抹黑」;有人困惑〈履历〉式的「非理性」,等等。就是对名诗〈迷途〉的理解,望文生义之说,也导致了解读上的多重迷途。而我更愿意从症候分析的角度来揭开它的谜底。北岛的妹妹姗姗因救落水小孩而死,就像「一棵迷途的蒲公英」走向了「蓝灰色的湖泊」。1974年,为了纪念她,北岛在给自己的小说〈波动〉署名时使用了「艾姗」这个笔名。在90年代写的〈安魂曲——给姗姗〉里,北岛两次写到:「迷途即别离」。据此,我认为,这是一首追悼诗人心爱的妹妹的悼亡诗。而很多人将它说成是写人们在迷失中克服种种困难去寻求无形的真理、历史的本质力量,乃至诗人自我。 这种种偏见、浅见、成见,「使『北岛』这个名字在被加速度经典化的同时,也被焊死在人为设计的当代诗歌发展框架的某一点上,成了诗歌不断超越自身的一个证明,更准确地说,一件祭品。」1北岛在〈完整〉里也嘲讽了这种空洞的完整、感受的麻木、机械的操作、权力的纷争和利益的分配:「在完整的一天的尽头/一些搜寻爱情的小人物/在黄昏留下了伤痕//必有完整的睡眠/天使在其中关怀某些/开花的权力//当完整的罪行进行时//钟表才会准时/火车才会开动//琥珀里完整的火焰/战争的客人们/围它取暖//冷场,完整的月亮升起/一个药剂师在配制/剧毒的时间」;在〈中秋节〉里,北岛进一步说:「满月/和计划让我烦恼」,希望在黑暗里「多坐一会儿,好像/坐在朋友的心中」;还有〈关键字〉里的令人难堪: 我的影子很危险 这受雇于阳的艺人 带来最后的知识 是空的 北岛不愿意自己仅仅成为一种无生命的象征或者是空无一物的所指,而希望「那不速之客敲我的/门,带着深入/事物内部的决心」。显然,北岛鄙夷杂耍人般的「导演」手下的剪接(〈剪接〉)。 任何一种创见,最终难免也会沦为一种成见,自陷于历史循环的怪圈,成为新一轮的「危险的平衡」,再次暴露出了话语的暴力。北岛告戒人们要警惕如此「万物正重新命名」的稳妥。因为,实质上「这是死亡的钟声」(〈钟声〉)。这也许就是阐释的宿命,是经典式「史述」或清算式「史述」的弊害。 北岛不喜欢别人把他纳入「朦胧诗派」,因为那是人们强加给他的,而且这在当时还带有强烈的贬抑性。他宁愿把他们那一批人命名为「《今天》派」2。因为他和芒克等人在1978年12月就创办了民刊《今天》3,发表了由他执笔的宣言式的〈致读者〉4,自印了「今天丛书」5,还举办过同仁诗歌朗诵会6。无奈的是,诗歌史上摆弄权术的人,即北岛所隐喻的「一些搜寻爱情的小人物」还在沿用朦胧诗的称谓,可见,那黄昏里留下的伤痕还在继续发炎!因此,应该如北岛所希望的、恢复「《今天》派」命名。

  3、沈从文是京派小说的领衔者,《边城》是一个怀旧的作品,一种带着痛惜情绪的怀旧,一部带“牧歌”情味的乡土小说。

  1、新文化运动------1917年,《新青年》由上海迁京。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这场文学革命在中国文学史上树起一个鲜明的界碑,标志着古典文学的结束,现代文学的起始。其本质上是企求中国现代化的思想启蒙运动。并于1919年借“五四”运动将整个新文化与新文学运动推向高潮。

  2、问题小说------1919年初,《新潮》杂志创办。当时全社会都来探究“人生究竟是什么”这样严肃的问题,读者要求小说能尖锐地提出他们所关注的各类社会问题,也并不企望文学一定给予多么明确的回答。罗家伦的《是爱情还是痛苦》、俞平伯的《花匠》、叶圣陶的《这也是一个人?》等,显露了“问题小说”的端倪。冰心在《晨报副刊》上发表《斯人独憔悴》等,正式开创“问题小说”的风气。到1921年文学研究会成立,公开倡导文学“表现并且讨论一些有关人生一般的问题”,更将“问题小说”的创作引向高潮。

  其形成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作为思想启蒙运动的“五四”本身,闪出思想解放的理性之光,它造就了“思考的一代”。其次其出现受到欧洲、俄国表现社会人生为主的直接刺激。特征:它流行的时间不长,却是典型的“五四”启蒙时代的产物。其探问人生的终极,关顾每个人的人生价值、生存真谛,比较形而上些,“虚”些。作者的生活视野还比较狭窄,题材局限于小知识分子的生活圈,大部分作品从一般的社会命题出发,结合了一点生活经验,真正从刻骨的生命体验入手,用力开掘的作品尚不多,概念化、简单化。

  3、三美------闻一多“新诗格律化”的主张,鼓吹诗的“三美”,即音乐美、建筑美、绘画美。音乐美强调有音尺,有平仄,有韵脚;建筑美强调有节的匀称,有句的均齐;绘画美强调诗画相通。

  4、语丝派------以1924年创刊的《语丝》杂志为创作集结地,鲁迅和周作人都是“语丝派”的核心作家。他们坚持思想革命,主要成就是短小犀利的杂感,其批评的文字中“富于俏皮的语言和讽刺的意味”,是所谓的“语丝文体”。特色是“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但应该产生怎样的新,却并无明白的表示,而一到觉得有些危急之际,也还是故意隐约其词”。

  5、后期新月派------是前期新月派的继续与发展。它以1928年创刊的《新月》月刊新诗栏及1930年创刊的《诗刊》季刊为主要阵地;其基本成员除前期新月派的徐志摩、饶孟侃、林徽因等老诗人外,主要有陈梦家、方玮德等南京中央大学学生为基干的南京青年诗人群,以徐志摩为主要旗帜的。其创作主张:“单讲外表的结果只是无意义乃至无意识的形式主义”,“一首诗的字句是身体的外形,音节是血脉,诗感或原动的诗意是心脏的跳动,有它才有血脉的流转”,仍然采用了“内容”与“形式”的二分法,其重点的转移是明显的。这同时就意味着对闻一多所坚持的“格律是艺术的必须的条件”的立场的一种松动。要回到内心世界,回到诗的艺术世界中,强调抒情诗的创造。

  6、新感觉派------30年代在上海都市读者群中风靡一时,是第二代海派,是中国最完整的一支现代派小说。它的登场,清楚地表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的引入,已然越过了初期,进而问鼎于独立的地位。对于海派自身来说,由于它与世界新潮文学携手,同步发展,也就终于冲出了旧文学、旧小说的藩篱,让市民文学越过仅仅是通俗文学的界线,攀上某种先锋文学的位置。代表作家:刘呐鸥、施蛰存。

  7、京派小说------30年代京派文人活跃在《现代评论》、《水星》、《骆驼草》、《大公报 文艺副刊》、《文艺杂志》这些重要的北方文学报刊上,形成有别于左翼,又与海派对峙的一个鲜明的小说流派。所显现的是乡村中国的文学形态,其审美感情是诚实、从容、宽厚的,为现代小说提供了比较成熟抒情体和讽刺体样式。

  1、精神胜利法------“阿Q精神”的核心即精神胜利法。阿Q处于未庄社会最底层,他永远都是失败者,但他却对自己的失败命运与奴隶地位采取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辩护与粉饰态度。这种“精神胜利法”是中华民族觉醒与振兴最严重的思想阻力之一。鲁迅的《阿Q正传》正是对我们民族的自我批判。而从人类学内涵来分析,阿Q作为一个“个体生命”的存在,几乎面临人的一切生存困境。而他的一切努力挣扎,都是一次绝望的轮回,只能无奈地返回自身。这样,“精神胜利法”的选择几乎是无可非议的。这丝毫没有改变人的失败的屈辱状态,只会使人因为有了虚幻的“精神胜利”的补偿而心满意足,进而屈服于现实,成为现存环境的奴隶。鲁迅正是对这一生存状态的正视,提示了人类精神现象的一个重要侧面,从而使自己具有了超越时代民族的意义与价值。

  2、茅盾的小说成就------茅盾独特的小说艺术探索,首先表现在题材的选择与主题的开掘上。他的小说注重题材与主题的时代性与重大性,要求创作与历史事变尽量地同步,自觉地追求“巨大的思想深度”与“广阔的历史内容”,能反映时代全貌及其发展的史诗性。他为我们提供了一部20世纪上半时段中国社会的编年史。其次,适应以长篇小说为主的小说艺术发展的需要,在小说人物形象的塑造上,茅盾更注重表现人物性格的多面性与复杂性,将人物的行为、情感、心理、个性诸点,加以展开,追求“立体化”的油画效果。其性格塑造更能显示现代文学第二个十年的文学时代特征。茅盾人物刻画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他进行了“人物形象系列”的自觉创造,主要创造了民族资本家与时代新女性两个形象系列。由于种种原因,在现代文学的人物画廊里民族资本家形象始终是一个薄弱的环节。茅盾的独特创造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陷,具有特殊的历史的、美学的价值。此外,作为一个自觉的长篇小说艺术家,他对小说结构的极大注意,也是他的显著特点。他追求宏大而严谨的布局,他的作品总是人物众多,情节复杂,线索纷繁交错而又严密完整。在小说艺术表现上,他特别注重于细腻的心理刻画,追求着社会历史的剖析与社会人的心理剖析的统一,对提高心理刻画在我国现代长篇小说艺术中的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3、吴荪甫人物形象分析------吴荪甫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民族资本家的典型形象,其性格的基本特征是似强实弱、外强中干。随着小说情节的发展,吴荪甫性格中强与弱两个方面不断进行搏斗,其发展趋势是前者不断地让位于后者。吴荪甫是中国现代社会出现的“新人”------与旧的封建地主阶级完全不同的民族资产阶级,他在精神上无疑是西方资产阶级的兄弟。茅盾称他为“二十世纪机械工业时代的英雄、骑士和王子”,他有着发展中国独立的民族工业的雄才大略,有着活跃的生命力,刚毅、顽强、果断的铁腕与魄力,更有现代科学管理的经营之才。可惜他生不逢时。他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社会,而且是世界经济危机冲击下,帝国主义经济大肆侵入中国的30年代中国社会的民族资本家。他有着种种不可克服的矛盾:他自身所具有的封建性使他在包括妻子在内的周围人的关系中经常处于孤立地位;作为民族资产阶级,他在与背后有着帝国主义撑腰的厚颜无耻的买办资产阶级的搏斗中,不能不感到自己政治、经济上的软弱无力。这种软弱性投影在他的心灵、性格上,就形成了他本质上软弱的一面,在表面的果决善断背后是他的狐疑惶惑,在充满自信的背后是悲观绝望,在遇事胸有成竹的背后是张皇失措,最后导致了精神上的崩溃。吴荪甫性格的复杂性,主要集中于他包含的极其深刻的社会内容,表现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而他的悲剧命运正是说明了:在帝国主义统治下,中国民族工业是永远得不到发展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是永远不可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

  4、分析郁达夫笔下抒情主人公的形象------这些抒情主人公大都是所谓“零余者”,即“五四”时期一部分歧路彷徨的知识青年,他们是遭社会挤压而无力把握自己命运的小人物,是被压迫被损害的弱者。这些“零余者”同现实社会往往势不两立,宁愿穷固自戕,也不愿同黑暗势力同流合污,他们痛骂世道浇离,或以种种变态行为来表示反抗。郁达夫的“零余者”形象,实际上是对自己精神困境的一种自述,并经过拷问自己来探索“五四”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这些在艺术表现上往往显示出郁达夫小说所特有的感伤美、病态美。作者竭力抒发他主人公的苦闷情怀,及由此而生的颓废和变态的心理言行,从中提示出一种“时代病”,这在“五四”运动高潮过后是有相当代表性的。郁达夫一方面紧紧扣住了青年知识者本身的生理的心理的病态,一方面指出青年的制造者是黑暗的病态社会。笔下病态人物的命运,又是与祖国民族的命运相联的,祖国的贫病也是造成青年“时代病”的重要原因。

  5、觉新人物形象分析------他是一个能清醒认识到自己的悲剧命运却又怯于行动的“多余的人”,是封建家庭和旧礼教毒害下人格分裂的悲剧典型。他理论上接受了一些新思潮,而感情上、行动上却仍然留恋旧家庭,以致在专制和压迫面前妥协屈从。他每一次向恶势力退让都以牺牲别人为代价,而他自己也在罪恶的泥沼中难于自拔。不过他毕竟是个善良的弱者,思想与行动的矛盾使他经常陷于极度的痛苦之中,清醒而又懦弱使他不能摆脱严酷的自我谴责,这些都大大加强了人物的悲剧性。作者对他充满同情,同情之中又无不批判。《家》的结尾,终于有所醒悟,并表示支持觉慧的出走。在《春》和《秋》中,思想上产生明显的转变,逐渐抛弃了他的“作揖主义”。

  6、骆驼祥子人物形象分析------这部作品所写的,主要是一个来自农村的纯朴的农民与现代城市文明相对立所产生的道德堕落与心灵腐蚀的故事。祥子从农村来到城市,幻想当一个有稳固生活的劳动者,可是他被腐败的环境锁住,受“逃匪”“侦探”等的欺压、“虎妞”的陷阱,加上他自身固有的缺陷,不合群,别扭,自私,死命赚钱,决定了他的孤独脆弱。人生旅途每经过一站,都更沉沦堕落一层,愈来愈接近最黑暗的地狱层,最后完全变了个人,真正成了“个人主义的末路鬼”。他想向命运搏斗而终于向命运屈服,他的一切幻想和努力都成为泡影,恶劣的社会毁灭了一个人的全部人性。他被物欲横流的城市所吞噬,自己也成为那城市丑恶风景的一部分。小说直接解剖构成环境的各式人的心灵,提示文明失范如何引发“人心所藏的污浊与兽性”。人们从中可以感触到老舍对病态的城市文明给人性带来伤害的深深的忧虑。

  1918年5月鲁迅狂人日记在新青年发表,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用现代体式创作的白话短篇小说,它以“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成为中国现代小说的伟大开端,开辟了我国文学(小说)发展的一个新时代。将在1918--1922年连续写的15篇小说编为呐喊,1924--1925年的11篇小说收入彷徨,是中国现代小说的成熟之作。(一)表现的深切--独特的题材、眼光与小说模式 (1)开创了“表现农民与知识分子”两大现代文学的主要题材。 (2)在观察表现小说主人公时,有着独特的视角:始终关注着“病态社会”里的人(知识者与农民)的精神“痛苦”。他揭示人的精神病态,是为了揭露造成精神病态的病态的社会。(3)小说情节结构模式为“看与被看”、“离去--归来--再离去”。A、“看与被看”分为两类:一类是一面看别人,一面被别人看,由此构成二元对立。在这类小说中,在好奇的看客看被看者的背后常常有位隐含的作者在看:用悲悯的眼光愤激地嘲讽着看客的麻木与残酷,从而造成一种反讽的距离;另一类的二元对立发生在先驱者与群众之间。在这类小说中,人物与作者的距离大大缩小,作品中渗透着较多的鲁迅的生命体验。B、“离去--归来--再离去”也称为“归乡”模式。在这一模式的小说中,叙述者在讲述他人的故事的同时,也在讲述自己的故事,两者互相渗透、影响,构成一个复调。 (二)“格式的特别”--“创造新形式的先锋” 鲁迅的呐喊彷徨所建立的中国现代小说的新形式,既是自觉地借鉴外国小说形式的结果,也是由不自觉到自觉地借鉴中国传统文学(包括传统小说)艺术经验的结果。

  认为社会只有在这种不断批判中才得以进步,要求人的个体精神独立与自由,他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任何形式、任何范围的对人的奴役与压迫。这种难以置信的批判广度,以及为人所难以接受的批判的深刻性和尖锐性,是根源于他的“立人”的理想与彼岸关怀。

  他的批判锋芒始终对准人,人的心理与灵魂。他最为关注并且要全力揭示的正是人们隐蔽的甚至自身也未必完全自觉意识的心理状态。他的“推背式”的思考方法,深刻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步,自然也是刻毒。他的杂文思维是非规范化的。常另辟蹊径,别出心裁,打开全新的思路。他杂文的犀利刻毒还在于他的同样违反“常规”的联想力(想象力)。

  勾画个与类统一的类型形象,可以说是他杂文基本的艺术手段。他不对某人做出全面评价,而是将某人一时一地的言行作为一种典型现象来加以解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只抓住具有普遍意义的某一点,而有意排除了为这一点所不能包容的某人的其他个别性,特殊性,从中提炼出一种社会类型,“没有私敌,只有公仇”。

  他的杂文是由某一外在客观人事引发的,但它所关注与表现的,却是作者自己的主观反应。一切客观人事都是要通过他主观心灵的过滤折射,才成为他的杂文的题材。读者能够透过杂文里的描述与抒写,看到活生生的他。

  杂文的语言是自由无拘而极富创造力的。自如地驱遣中国汉语的各种句式,把汉语的表意、抒情功能发挥到了极致。另一方面,杂文的语言又是反规范的,他仿佛故意地破坏语法规则,违反常规用法,制造一种不和谐的“拗体”,以打破语言对思想的束缚,同时取得荒诞奇峻的美学效果:这都是鲁迅为表达自己对外部事物的独特反应、内心世界的“离奇和荒芜”所需要的。

  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与西欧不尽相同。在中国文学史上,虽有各种文学流派各树旗帜,递嬗相继,但像欧洲近代那样连续形成几次大规模文学思潮的现象比较少见。中国古代以明清时期形成的文学思潮较有代表性。有的研究者把明清文学思潮分为三个阶段,即以李贽、袁宏道、汤显祖、吴承恩为代表的浪漫主义,以《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和《长生殿》的作者洪升为代表的感伤主义,以《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为代表的批判现实主义,可备此一说。晚清谴责小说批判现实主义的特点更为突出,只是所影响的社会面不很大,似可视为明清文学思潮的尾声。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五四”新文学运动也是一次与时代发展方向相一致的大规模的文学思潮。这次文学思潮是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时期,在马克思主义影响之下形成的,属于世界社会主义文学思潮的一部分。它具有鲜明的文学纲领和丰富的文学实绩,后来并发展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文学运动。

  朦胧诗是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是伴随着文学全面复苏而出现的一个新的诗歌艺术潮流。它以“叛逆”的精神,打破了当时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一统诗坛的局面,为诗歌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同时也给新时期文学带来了一次意义深远的变革。食指、北岛、顾城、舒婷、梁小斌、江河、杨炼是朦胧诗的代表诗人。他们在诗作中以现实意识思考人的本质,肯定人的自我价值和尊严,注重创作主体内心情感的抒发,在艺术上大量运用隐喻、暗示、通感等手法,丰富了诗的内涵,增强了诗歌的想象空间。[1],“朦胧诗”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组织形式,也未曾发表宣言,然而却以各自独立又呈现出共性的艺术主张和创作实绩,构成一个“崛起的诗群”。关于朦胧诗曾在当时文坛引起论争。“朦胧诗”精神内涵的三个层面是:一是揭露和批判黑暗的社会,二是在黑暗中寻找光明、反思与探求意识以及浓厚的英雄主义色彩,三是在人道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对“人”的特别关注。“朦胧诗”改写了以往诗歌单纯描摹“现实”与图解政策的传统模式,把诗歌作为探求人生的重要方式,在哲学意义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从某种意义上讲,“朦胧诗”的崛起,也是中国文学生命之树的崛起。

  是中国历史空前的政治运动,从1966年到1976年,历时10年,对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产生深远的破坏性的影响,知识分子成为首当其冲的受害者。

  文革文学出现了高、大、全的基本特征。“”把“样板戏”作为其推行专制统治和思想统治的工具,文学创作在总体上出现了荒芜、枯竭、畸形的局面。

  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中国文坛上兴起了一股文化寻根的热潮,尝试以现代意识去关照民族文化传统以及民族心理深层的文化积淀,从文学与文化的关系中去寻求民族文化的根,他们的创作被称为寻根文学。

  1985年韩少功率先在一篇纲领性的论文《文学的根》中声明: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的文化土壤中。在这样的理论之下作家开始进行创作,理论界便将他们称之为寻根派。

  寻根小说具有现代意识。以现代意识关注历史,反思传统文化,重铸民族灵魂,探寻中国文化重建的可能性。创作手法上传统和现代相融合。

  “先锋派”的艺术特征表现为反对传统文化,刻意违反约定俗成的创作原则,及欣赏习惯。片面追求艺术形式和风格上的新奇;坚持艺术超乎一切之上,不承担任何义务;注重发掘内心世界,细腻描绘梦境和神秘抽象的瞬间世界,其技巧上广泛采用暗示,隐喻,象征,联想,意象,通感和知觉化,以挖掘人物内心奥秘,意识的流动,让不相干的事件组成齐头并进的多层次结构的特点,难于让众人理解

  十七年农村小说表现了当时的社会的历史风云,反映了社会与时代,塑造了一大批成功的任务形象,也促进了当时社会生产的发展。

  个人觉得是追求高大全,人物形象描写比较单薄,比如《创业史》中的梁生宝,《红旗谱》中的朱老忠。

  与反侵略、反奴役保家卫国等正义战争相对的是侵略、奴役、征服等非正义战争。战争态度也从主战变成反战。主战文学强调的是战争的正义性、必然性和爱国性,反战文学强调的则是战的非正义性、残酷性和毁灭性。在古希腊语中,“战”(errhein)的定义是“外出”、“走向灭亡”、“消失”。在中国古籍中,“战争”一词始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无论中西,战争都与灭亡、忧患等概念相关联。中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出现了正义与非正义的战争观,战争态度也有了主战与反战之别。所谓“春秋无义战”就是后人对当时国以“尊王攘夷”为借口,实则“挟天子以令诸侯”,为争夺霸业相互厮杀这种战争的定性。虽然从整个历史发展看,各国争战推动了各国内部的阶级关系发生变化,加速了封建制度取代奴隶制度的历史变革,但从局部看却给各国人民带来了深重苦难。孟子的“争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上》)就是对当时战争的非正义性、残酷性与毁灭性的真实描写,因此他提出了“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孟子公孙丑下》)等进步的战争观。中国文学自古以来就有反战传统。《诗经·何草不黄》、《乐府·战城南》、唐李颀的《古从军行》、杜甫的《兵车行》、元好问的“丧乱诗”等都描写了战争的残酷与毁灭性质。元代的萨都剌在《过居庸关》一诗中表达了“男耕女织天下平,千古万古无战争”的反战愿望。清代初年的吴嘉纪在《过史公墓》,傅在《州有感》中愤怒谴责了清征服者肆意屠杀夺的非正义战争。

  欧洲最早的反战文学可以追溯到古希腊阿里斯托芬的反战喜剧《阿卡奈人》作品表达了阿里斯托芬反对内战,主张和平的立场。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亨利六世》描写了英法百年战争和英国国内的“玫瑰战争”,表达了作者反对封建混战的态度。在莎士亚看来,无论那种战争,都是反人民、反民族的:“狮子们争夺窝穴,却叫无辜的驯羊在它们的爪牙下遭殃”(II, v)。十七世纪德国诗人格吕菲乌斯的《祖国之泪》(一六三六)揭露了战争的罪恶和恐怖,表达了作者对德国残酷的“三十年战争”(又称“宗教战争”,一六一八-一四八)的否定态度。斯蒂芬·克莱恩是美国战文学中第一位重要的战争小说家,他的《红色荣誉勋章》开创了美国反战小说的先河。他的反战诗歌《战争是仁慈的》也是美国最早的反战诗歌之一。与克莱恩同时代的战争小说家安布罗斯·比尔斯的《士兵与平民的故事》也用极其血腥恐怖的笔调和辛辣讽刺的语气表达了的反战态度。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美各国涌现了大量的反战文学作品。著名反战诗人有上面提到的西格弗里德·萨森、乔伊斯·基尔默、乔治·海因斯,以及鲁波特·鲁克、威尔弗莱德·欧文等人。著名的反战小说家和反战小说则有捷克作家哈谢克的《好兵帅克》、法国作家巴比塞的《火线》、德国作家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美国作家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等等。这些作品虽然产生于不同国家和不同作者之手,但都描写了发生在欧洲的这场人类历史上的空前浩劫,表达了西方知识分子对西方传统战争观和价值观的巨大幻灭和对战争的彻底否定。自奴隶社会以来,正义与非正义始终是各国人民判断战争性质的最基本的战争观和价值观,主战与反战也始终是各国人民最基本的战争态度。

  8、张承志,作家,早年的文风如铁,慷慨硬朗,充满了大漠荒原气息,90年代以后,其人宗教情感增重,文字开始变的诡秘起来,甚至有些偏激。文学之于张承志,不是目的,不是终极,而是工具,是手段,是表达人生理想和精神追求的物态载体。曾获第一届全国短篇小说奖,第二、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已出版著作30余种。

  张承志在清华附中高中毕业后,于1968-1972年在内蒙古乌珠穆沁插队当牧民。1972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1975年毕业后分配到中国历史博物馆搞考古工作。1978年以突出成绩考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翁独健先生研究生,1981年毕业获民族历史语言系硕士学位。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工作任助理研究员。1987年调海军政治部文化部当专业作家,现辞职为自由作家并作油画。1983-198 4年曾以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特定地区研究计划合作人及东洋文库外国人研究员的身份在日本搞中北亚历史研究,其后几度应邀赴日本搞学术研究和讲学,并出访美国、加拿大、德国、蒙古等国家。长期从事中亚、新疆、甘宁青伊斯兰黄土高原的历史宗教考古调查。信仰伊斯兰教。使用数种外语。1985年当选中国作协第四届理事。《小说选刊》编委。1987年被英国剑桥大学国际传记中心收入《世界名人录/世界作家名人录》中。 处女作为蒙文诗《做人民之子》发表于内蒙古蒙文杂志《花的原野/1978,6》上,第一篇小说《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获得了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中篇小说《阿勒克足球》获得《十月》第一次文学奖和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 张承志

  《三份没有印在书上的前言》(《花城/94,3》)中称,张承志有三本仅以外文出版的作品,即为《内蒙古大草原游牧志》(七、八年前出版,在日本印行六次,作者认为就作品对游牧生活细节的描绘来说,海外尚没有能与它相比者,但他为它被当作旅行手册而感到可悲,他盼望的读者是企图为青春寻找意义的年轻人,而不是游客或少数所谓专家学者。)、《中国之中的伊斯兰教》、《的时代》(以日文创作,日本发行,四万册),后者被作者认为是第一本关于早期运动的正面总结。,他说:对此我有认真的把握。因为在所谓老的成员中,我尚未发现有谁比我对造反事实的意义更肯定;也没有谁比我对的特权阶级思想更敌对,这是第一点。其次是因为十几年来我一直留心了西方六十年代的和左翼运动,我注意到了它们不可否定的意义,也注意到了它们优于和劣于我们的方面。。

  9、张贤亮,1936年12月生于南京,在家庭影响下,从小深受中国古典文学的熏陶。童年是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度过的,他的父亲毕业于哈佛商学院,“九·一八事变”后回国,先后结交过张学良、戴笠等人,1949年,张贤亮的父亲作为旧官僚被关押,于是,被认为出生于反动家 庭的张贤亮,注定要历经一番磨难。1954年不到18岁的张贤亮就这样告别了自己的学生时代。 后来张贤亮的父亲在监狱中死去,18岁的张贤亮就担起了家庭的重担,19岁的张贤亮带着母亲和妹妹,离开北京,到宁夏这块至今也不富裕的土地上,他们在贺兰山下安了家。 张贤亮和巩俐

  张贤亮在20世纪50年代初读中学时,开始广泛接触俄罗斯文学和法国文学作品。 1955年中学毕业后,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张贤亮就被调往宁夏银川干部文化学校担任文化教员。 他开始尝试文学创作,曾经写作并公开发表了60余首诗歌。象《夜歌》《黎明时的歌》等都是在这个时间发表的,1957年的张贤亮在西北,甚至在全国的诗坛都颇有知名度。 1957年7月,张贤亮新创作了一首搏动着青春豪情的《大风歌》,在当时很有影响的文学月刊《延河》登载,引起了轰动。但是,就是因为这首《大风歌》,张贤亮遭到了猛烈的批判。 1957年9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署名《斥大风歌》的文章,一位著名诗人义正辞严的抨击了《大风歌》中被认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思想,于是,《大风歌》成了言论的代表作品,作者张贤亮被戴上了分子的帽子,被关进银川市附近 的劳改农场,过起了与世隔绝的囚犯生活。 1960年的一天,张贤亮逃离了被关押了三年的劳改农场。但是,很快就被抓了回去过着遥遥无期的改造生活。 张贤亮生涯的大多数时间都是在劳改和劳教中度过的,在这期间 ,以“书写反动笔记和知情不报”的罪名被判三年管制;在“社教运动”中再次以“翻案”的罪名被判三年劳教;“”中,升级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被群众专政;1970年,又被投进农垦兵团监狱……运动一来就抓去劳改,劳改几年又被转移到另一个农场就业劳教,境遇非常惨烈。这种抓了放,放了抓的状态一 张贤亮

  直持续到文革后期直到1979年9月张贤亮被彻底平反。 告别了长达22年之久的生活,这时的张贤亮已从一个血气方刚的少年成了一位四十三岁的中年人。1980年张贤亮调至宁夏《朔方》文学杂志社,担任编辑,同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81年开始专业文学创作。 1980年,1983年,张贤亮的小说《灵与肉》、《肖尔布拉克》获得了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之后,《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更是让张贤亮名声大振。 他担任了宁夏作家协会主席、文联主席,完成了400多万字的作品。而后张贤亮又迷恋上书法,成了书法家,他执着于书法艺术,并且字写得酣畅淋漓、起落有致,颇有文学大家的气魄。 张贤亮嗜烟如命。在他的身上,活泼、开朗是主流,但一半是苦难。所不同的是,张贤亮把苦难咀嚼成大段大段的抒情文字。重新执笔后的张贤亮成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的重要作家之一。 1992年,张贤亮又一次做出了出人意料的举动,他下海弃文从商。宁夏有自己得天独厚的资源。宁夏有自己与众不同的历史。面对宁夏的荒凉、沉寂,面对巍峨无语的贺兰山, 镇北堡是明清时代的边防城堡,张贤亮从这片荒凉中看到了商机,1993年张贤亮当起了华夏西部 影视城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建立了镇北堡西部影城,在影视圈内颇有影响。 1993年初,作为文化人“下海”的主要代表人物,创办华夏西部影视。如今华夏西部影视城公司下属的镇北堡西部影城已成为宁重要的人文景观和旅游景点,被誉为“中国一绝”。华夏西部影视城的成功,证明了在市场经济社会发挥人的智慧与管理的重要,为较为滞后的西北地区发展经济提供了一条思路。 张贤亮曾任宁夏回族自治区文联副主席、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宁夏分会主席等职,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中国文联委员,历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七、八、九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张贤亮他在风风雨雨的商战中不仅仅担任以上的职务,他这个国家一级作家在创作之余,还担任几家公司的董事长,在商海大潮中畅游。

  邓友梅(1931年生人)山东平原人。中共党员。1945年参加革命工作。历任八路军鲁中军区通讯员,新四军、华东野战军文工团团员,北京市文联专业作家,中央文学研究所第二期学员,北京第三建筑公司支部书记,北京市文联书记处书记、党组成员,中国作协第四届书记处书记、第五届全委会副主席及第六、七届名誉副主席。全国第八、九届政协委员。1946年开始发表作品。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文学创作一级。著有《邓友梅自选集》(5卷),《京城内外》、《烟壶》、《散文杂拌》等。《我们的军长》获全国第一届优秀短篇小说奖,《话说陶然亭》获全国第二届优秀短篇小说奖,《追赶队伍的女兵》获全国第一届优秀中篇小说奖,《那五》获全国第二届优秀中篇小说奖,《烟壶》获全国第三届优秀中篇小说奖等。 邓友梅,1931年生于天津市。13-14岁曾在日本作征用工。1945年春回国后投奔新四军参加抗日。历任通讯员、文工团员、见习记者等职。靠自学走上文学道路,1955年在中央文学讲习所学习结业后,从事专业创作。五十年代是大陆最活跃的青年作家之一。1957年被错划为分子。1962年摘帽后调到鞍山,先后在鞍山话剧团、鞍山市文联任创作员。中受严重迫害,送盘锦等地改造,拔乱反正后得到改正,调北京市文联任专业作家,党组成员。1984年当选中国作协理事,书记处书记,被任命为外联部主任。1996年第6次全国作家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国作协副主席。邓友梅是全国政协第八、九届委员,中华文学基金会副主席,中国对外友好协会理事,国际笔会、中国笔会中心会员。邓友梅著有《邓友梅短篇小说选》、《京城内外》等短篇 邓友梅

  集和《邓友梅集》、《早逝的爱》、《烟壶》、《据点》及散文集《樱花、孔雀、葡萄》、《一分钟小说一百篇》等。其中《我们的军长》、《话说陶然亭》、《追赶队伍的女兵》、《那五》、《烟壶》连续5年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邓友梅的作品译有英、法、德、意、日、阿拉伯、老挝等多种文字。

  朦胧诗的特点,可概括为:意象化、象征化、立体化。 1。注重诗的观念省略和诗的主题暗示,使朦胧诗作品的主题具隐约性和多义性。朦胧诗人采用这种若隐若现的表现形式,再加上象征、意象、通感、暗示、隐喻、变形等多种艺术手段的运用,从而使作品的主题体现了“不即不离,捉摸不行”的隐约性、“诗无达诂”的多义性。 2。注重以象征手法为中心的艺术创作方法,一反传统的以比喻手法为中心的诗歌创作方法。诗人在凝神观照中,拆除开所观照的对象,把自己的生命输送到没有生命的生物之中,赋以静止的生命与灵魂,由物我两忘进到物我同一的境界。这种“移情说”应用到文艺创作便产生了象征手法。象征附丽并寄托着朦胧诗人自己漂泊不定的想象,具有着无可替代的暗指性,常用于表达多层主题,表达复杂感情,表达抽象的意识和情绪。 3。注重意象化手法和意象层面的立体组合,常常采用艺术通感(移觉)手法和艺术变形手法。 4。注重跳跃性情绪节奏和自由化的内在结构与韵律,以表达情绪为目的,以喧泄心灵为宗旨,因而不看重外在结构。不拘于只借助外部的声音循环作为诗的韵律美,而是重视诗行中的内在声音美以及其他各种内在的韵律美。尤其重视把外部的韵律和内部的韵律结合起来,从而使诗歌的韵律美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原名龚佩瑜,祖籍福建泉州。当代女诗人,朦胧诗派的代表作家之一。《致橡树》是朦胧诗潮的代表作之一,与北岛、顾城齐名,但事实上,她的诗歌更接近上一代载有意味较浓的传统诗人,反抗性淡漠了许多。1964年就读于厦门一中,1969年至闽西山区插队,1972年返回厦门,当工人、统计员、染纱工、焊锡工等等。1979年开始发表诗歌作品。1980年到福建省文联工作,从事专业写作。著有诗集《双桅船》、《会唱歌的鸢尾花》、《始祖鸟》,散文集《心 烟》、《秋天的情绪》、《硬骨凌霄》、《露珠里的“诗想”》、《舒婷文集》(3卷)、《真水无香》等。

  舒婷诗歌特有女性的细腻和敏感,如她对爱的细腻感受,以及对人生的苦难的体悟,充盈着浪漫主义和理想色彩,对祖国、对人生、对爱情、对土地的爱,既温馨平和又潜动着激情。她的诗擅长运用比喻、象征、联想等艺术手法表达内心感受,在朦胧的氛围中流露出理性的思考,朦胧而不晦涩,是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风格相结合的产物。 舒婷的诗,有明丽隽美的意象,缜密流畅的思维逻辑,从这方面说,她的诗并不“朦胧”。只是多数诗的手法采用隐喻、局部或整体象征,很少用直抒告白的方式,表达的意象有一定的多义性。

  北岛是中国新时期诗歌无论如何也绕不过的岛屿。这大概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了吧。问题是,由于名人效应及其各种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原因,人们对北岛诗歌的理解还仅仅停留在朦胧诗层面,乃至还有不少人只知其人而不知其诗,更有甚者,是对北岛诗歌的曲解、误读、隔膜。 宏观上,有人不满北岛尼采式的「一切价值重估」;有人指责北岛普罗米修式、丹柯式的英雄姿态;有人气闷北岛波德莱尔式的「交感」对应体系,等等。 微观上,有人惊讶于北岛网式错综的「〈生活〉观」;有人痛斥〈慧星〉对新时期「抹黑」;有人困惑〈履历〉式的「非理性」,等等。就是对名诗〈迷途〉的理解,望文生义之说,也导致了解读上的多重迷途。而我更愿意从症候分析的角度来揭开它的谜底。北岛的妹妹姗姗因救落水小孩而死,就像「一棵迷途的蒲公英」走向了「蓝灰色的湖泊」。1974年,为了纪念她,北岛在给自己的小说〈波动〉署名时使用了「艾姗」这个笔名。在90年代写的〈安魂曲——给姗姗〉里,北岛两次写到:「迷途即别离」。据此,我认为,这是一首追悼诗人心爱的妹妹的悼亡诗。而很多人将它说成是写人们在迷失中克服种种困难去寻求无形的真理、历史的本质力量,乃至诗人自我。 这种种偏见、浅见、成见,「使『北岛』这个名字在被加速度经典化的同时,也被焊死在人为设计的当代诗歌发展框架的某一点上,成了诗歌不断超越自身的一个证明,更准确地说,一件祭品。」1北岛在〈完整〉里也嘲讽了这种空洞的完整、感受的麻木、机械的操作、权力的纷争和利益的分配:「在完整的一天的尽头/一些搜寻爱情的小人物/在黄昏留下了伤痕//必有完整的睡眠/天使在其中关怀某些/开花的权力//当完整的罪行进行时//钟表才会准时/火车才会开动//琥珀里完整的火焰/战争的客人们/围它取暖//冷场,完整的月亮升起/一个药剂师在配制/剧毒的时间」;在〈中秋节〉里,北岛进一步说:「满月/和计划让我烦恼」,希望在黑暗里「多坐一会儿,好像/坐在朋友的心中」;还有〈关键字〉里的令人难堪: 我的影子很危险 这受雇于阳的艺人 带来最后的知识 是空的 北岛不愿意自己仅仅成为一种无生命的象征或者是空无一物的所指,而希望「那不速之客敲我的/门,带着深入/事物内部的决心」。显然,北岛鄙夷杂耍人般的「导演」手下的剪接(〈剪接〉)。 任何一种创见,最终难免也会沦为一种成见,自陷于历史循环的怪圈,成为新一轮的「危险的平衡」,再次暴露出了话语的暴力。北岛告戒人们要警惕如此「万物正重新命名」的稳妥。因为,实质上「这是死亡的钟声」(〈钟声〉)。这也许就是阐释的宿命,是经典式「史述」或清算式「史述」的弊害。 北岛不喜欢别人把他纳入「朦胧诗派」,因为那是人们强加给他的,而且这在当时还带有强烈的贬抑性。他宁愿把他们那一批人命名为「《今天》派」2。因为他和芒克等人在1978年12月就创办了民刊《今天》3,发表了由他执笔的宣言式的〈致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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